何怀宏，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首席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及人生哲学、社会与文明历史等领域的研究。重要学术著作有《良心论》《世袭社会》《选举社会》《道德·上帝与人》《转型中国的社会伦理》（英文）等。译著有罗尔斯《正义论》（合译）、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以及《沉思录》《伦理学体系》等。

您有哪些“枕边书”？

何怀宏：“枕边书”大概是指经常读的书，反复读的书吧。一本喜爱的书，我也不会马上重读，而是可能在过去了一段时间之后，甚至忘掉许多之后再重读。

(资料图)

至于经常放在手边想看看的书，一般不会是那些需要系统研读的厚重书，而是可以随时进入、又随时退出的小书，比如歌德的格言和谈话录。随便翻到一页，读几页也许就搁下了，但会想一想。

您在《念兹在兹》（商务印书馆版）中提到自己早在1987年就着手翻译《沉思录》，并且这部作品“像一个忠实的老朋友，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现在算来已相伴35年了，翻译《沉思录》的过程感觉最有难度的是什么？三十年来您对奥勒留的认识是否也在不断加深？

何怀宏：翻译的时候没有去想难度，应该说过程还是比较顺畅的。这也大概是因为当时祖母刚去世，我精神上有比较迫切的需要，作品也符合我的心情。做这件事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但后来也常常犹疑，能否再往前走一步？

在《我爱读的几种西方典籍》中，您谈到自己最爱读、学术上也颇得力的西方典籍是三个人的：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康德的伦理学著作以及柏拉图对话。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这些作品的？能否具体谈谈他们，比如康德，在不是很好读的情况下，怎样发现它的“耐读”？

何怀宏：接触这几位思想家，柏拉图和康德稍早，托克维尔稍晚，后者大概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吧。托克维尔最好进入，因为他的题材是社会和历史的，而他的风格既有一种文学的魅力，又有一种思想的力度。他的问题也是极其现代的，这个时代我们还没有过去，或者就是过不去，没办法“后”，我们就是被这个“现代”黏住了，甚至有一点像被捕蝇纸黏住一样。

我们不要忘记托克维尔还是一个政治家，有从事政治的经验。韦伯也很关心政治，也有一些政治的经验，但他更学术化，甚至学科化。他的观点常隐藏在大段的历史阐释中，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也就比较难读一些。他也是关注“现代性”。上面两位学者点出了现代的两大特征，一是平等化，一是理性化。康德则是从哲学的角度关心现代，而且致力于建立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体系，当然就更难读了，但初衷也还是回应近代以来休谟和卢梭提出的挑战和启发。

柏拉图是一位古典哲学大家，既是一位对他前面的思想者的“集大成者”，又是一位对他后面的思想家的“开创者”。他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在反思雅典的民主，即也是颇具“现代性”的。我受他的思想激励，但在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方面接受的可能更多的还是亚里斯多德的观点。也许可以这么说，以上几位最吸引我的，还是他们的问题意识，这就是如何认识“现代性”，认识人类文明的“现代”一端。

从克里斯蒂的作品读出愉悦和哀伤——能具体谈谈您感受到的“生命的忧伤”吗？这种忧伤来自什么？

何怀宏：“忧伤”大概是来自对人性的认识，对生命的认识。而且，由于现代人对人生太乐观了，反而加剧了这种“忧伤”。由于太乐观，我们容易或者是不顾一切地推进单面的“进步”，乃至让社会满足于表层的便利和快乐；或者是突然看到灾难而大吃一惊。而克里斯蒂的小说则反复地告诉我们，不说那些因为社会政治理论造成的灾难，就是那些最古老的犯罪——比如谋财害命也是绵绵不绝的。但她的确又给我们带来了愉悦，因为她的善意和同情，她的作品最后基本还都是抓住了罪犯、让好人摆脱嫌疑。而且，观察和分析破案的过程也给我们带来一种智力上的愉悦。

其实读您的作品，我也感觉有一种忧伤。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否准确？如果是，这种气质是因为什么？

何怀宏：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与生俱来”？但后来我的经历和思考大概也加强而不是减弱了这种气质。

您曾多次重读萨特和阿隆？1980年代初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更热衷于萨特，而不是加缪、阿隆或其他人，您的答案是什么？为什么是萨特？

何怀宏：1980年代初中国的青年人开始的确更被萨特吸引，我也不例外。这和萨特的才华肯定有关系，他既有很强的文学表达力，也有较强的哲学思辨力。另外，我们那时刚刚开始接触世界，对西方的思想谱系还不是很清楚。萨特的问题一是在社会政治理论方面的幼稚，一是在完全否定本质，包括人的本性方面。我认为在他的“自由哲学”中是难以立身的，也安排不好社会。我之所以比较早地从萨特那里“脱身”，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早地也读了加缪、阿隆和帕斯卡尔。

您的阅读是延伸的、开阔的，比如读某位学者，会找来他们的回忆录或对话录？能谈谈您的阅读习惯吗？

何怀宏：我喜欢浏览，总是会想：我还有哪些好书没有读？所以会去翻许多书，读读目录、序言、后记或某些章节。但有些就到此为止了——不仅是兴趣，也还有精力和时间的缘故。读书是希望，也是失望。其实有许多书是“我没读完的书”，这些书的数量超过“我读完的书”。我倒没有像18世纪的英国文学家约翰生那么绝对，他说：“你们竟然会去读完一本书？”但也不像钱穆那样，他读一本书就会努力把这本书读完。

我对某个思想家发生强烈兴趣的时候，一般会尽量阅读他的所有著作，或至少是主要著作，也会看看他所处的时代和生平的书。我不会一下就冲到他思考的某一个问题，而是会尽量关注他的整个思想的全貌和主要倾向，包括在外缘做一些敲敲打打。

萨特的自我是狂放不羁的，阿隆的自我是温和坚定的，您的自我是什么？

何怀宏：我大概是更接近于阿隆。我们其实都是生活在一个“约束”的世界，或者说充满“局限性”的世界。假如说没有了“约束”，大思想家们都鼓励我们“解放”自己，甚至直接就来“解放”我们，我可能反而会惶恐，会给自己加上一点“约束”——或者说“自律”。没有约束和自律不成世界，不成社会。因为其他的人不仅是我的“客体”，他们也是“主体”。狂放不羁容易伤害身边的人，如果变成理论，还容易伤害远方的人，伤害广大的人群。

十多年前您曾有一本《渐行渐远渐无书》，单是书名就足够唤起人们的好奇。为什么要引欧阳修的“渐行渐远渐无书”，您是怎么理解的？

何怀宏：这里的“书”原意是指“书信”。我的一位年长的朋友、台湾的沈君山先生曾经用过这个典故，谈到出国留学的学子因为地理的距离远了，感情、甚至一度山盟海誓的爱情也慢慢淡了。身体、时空和环境也还是重要的。但我也想用来描述现代精神文化的一种衰落：人们都奋勇向前，但却丢掉了一些宝贵的东西。识字的人多了，读书的人反而少了。或者说，爱评论的人多了，爱体会的反而少了。以前读书的人不多，但读了会努力去体悟和理解他们读到的经典，但现在的人们不求理解，甚至凭着误解或一知半解就纷纷发言，大声评论，满世界都有他们的喧闹。他们不懂得尊重作者，常常认为自己高于作者，喜欢不屑地否定作者。所以，即便还有书，我们的“书”的世界的气氛也不是那么太好。但中国之大，总是还有不少真正爱书的人，有不少真正思考和体悟的人的，这是生活在一个大国的好处，生活在一个大语种的语言家园里的好处。

您对当代文学也有关注，比如会对比赵园和王安忆的同名著作《独语》。您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读书笔记？

何怀宏：是，我一直关注当代文学，甚至我的一本书《活下去，但是要记住》就主要是评论当代文学作品。但现在读当代文学也读得少了，时间不够。还有许多中外文学的经典作品没有读。

我一般会在想写点什么的时候开始有意做一些笔记。但有些笔记也只是为了弥补和加强记忆。

我注意到您在读学者作品时有一个词“亲切”。这是不是您的研究常态？很多哲学著作，在一般人看来是难接近的，您是怎么进入，并能感受到这种“亲切”的，几十年哲学研究给您带来怎样的影响？

何怀宏：“亲切”首先是指我感觉到作者是在关心真实的问题，而且，他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修辞立其诚”，不做作，不卖弄，不虚张声势，不神神叨叨。他呈现给我的是真实的问题，是真实的人，这样才会感到亲切。

这几十年来，我没有专做哲学的研究，也还涉及了其他一些领域，比如历史、文学等，如果仅仅是哲学，我还担心会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可能过于琐碎，或者过于自负。但比较平衡的阅读和研究，至少对于我这种气质的人可能是比较适合的。作为一个读书人，我还有了过去中国的读书人没有的幸运，就是能够读到域外的许多好书。我想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多读一些最好的书，而这些书可不只是在哲学领域中才有啊。

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学者或作家，想见到谁？您希望从他那里知道什么？

何怀宏：如果是古人，不少想见见、或者不如说听听他们说话。如果是在世的人，找找那些不仅有思想而且会聊天的人。但今天见到什么人，第一句话大概也就是“别来无恙？”吧。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会选哪三本？

何怀宏：可以带一部智能手机啊，里面可以下载许多书，但如果说要考虑持续电源的话，现在有没有可以利用太阳提供动能的电子设备？我还是喜欢多读一些书。但如果说只能带有限的几本纸质书，大概会选择几种缩印的最古老的经典：比如五经、《圣经》等。

假设要策划一场宴会，您会邀请谁？

何怀宏：我恐怕是不太适合做这件事的人。

如果你可以成为任意文学作品中的主角，您想成为谁？

何怀宏：好像也没考虑过。（主持：宋庄）